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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渝文物古跡巡禮·地下文物篇 巫山縣大溪遺址
        發布人:  2017-04-28
               大溪遺址是大溪文化的命名地,是重慶境內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2000年,被重慶市人民政府公布為重慶市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大溪遺址的發掘入選“20世紀中國100項考古大發現”。
        遺址周邊環境
               遺址位于重慶市巫山縣大溪鄉大溪村二社和三社(2001年后合并為三社),地處瞿塘峽東口的南岸,長江大寧河寬谷的西端。大溪河為南北向河流,在入長江的出口交匯處,折向東繞遺址匯入長江,與長江共同圍合成一片半島形臺地。遺址隔長江北望桃子山,西依屬于七曜山系的盛家山和烏云頂,南界大溪河與棗園坪遺址相鄰。遺址為盛家山山麓向長江河漫灘過渡地帶的斜坡臺地,臺地西高東底,北窄南寬,自北向南呈窄長形。
        發掘場景
               大溪遺址最早于20世紀20年代被發現。1925年至1926年,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亞探險隊的納爾遜(N.C.Nelson) 等一行到三峽地區考察,在巫山縣大溪場鎮西端不遠處的瞿塘峽口,長江南岸的坡地與溪溝的斷面上,發現了一批石器、殘陶器的口沿及腹片,同時還發現了一些魚骨渣。從納爾遜描述的采集品地理位置看,正是后來所確定的大溪遺址所在地。1958年10月,由四川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合作組成了62人的長江三峽水庫文物調查隊,對三峽庫區進行了大范圍的調查工作。在這次調查中正式發現并確認了大溪遺址,并命名為“火爆溪遺址”。1959年7~8月及11~12月,四川省長江流域文物保護委員會文物考古隊、四川大學歷史系先后兩次發掘了該遺址,并將遺址正式稱為大溪遺址。1975年10月~1976年1月,四川省博物館、萬縣市文化館、巫山縣文化館聯合對大溪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清理墓葬133座。1985年11~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對巫山縣境內古遺址進行了大范圍調查。在大溪遺址的調查中,采集到較多的石器、骨蚌器和陶罐、釜、豆、支足等。1994年3~14月,為了搶救三峽工程庫區受淹文物,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人員對巫山縣境內地下文物進行了全面普查,在這次普查中對大溪遺址進行了重新調查、勘探和試掘,進一步明確了遺址的分布范圍、面積和性質。2000年至2003年,為配合三峽工程建設,重慶市文物考古所(現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對大溪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考古發掘工作,勘探面積50000平方米,通過勘探進一步搞清了大溪遺址的分布范圍,并初步確認了早、晚期遺存的分布區域和聚落內部的功能分區;考古發掘面積為10000平方米,清理墓葬233座,灰坑950座、灶8座、溝8條、窯2座,出土陶、石、骨、蚌、瓷、銅、銀、金、鐵等各類器物小件2000余件(套),遺存時代涵蓋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大溪文化、玉溪上層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壩文化)、商周(石地壩文化、瓦渣地文化、楚文化)、漢至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多個時期。在考古發掘中,科學、全面、系統地采集了遺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獲取了有關測年、動植物種屬、古環境、人骨性別及病理特征等多方面信息。
        骨匕
        骨魚形飾
        綠松石墜
        石車輪形飾
        石環
        石人面雕像
        陶鼎
        陶杯
        陶豆
        陶簋
        陶球
        陶曲腹杯
        陶筒形杯
        玉璜
        玉玦
               大溪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非常豐富,其陶器以紅陶為主,主要采用泥條盤筑等方法手制,表面多上紅色陶衣,彩陶中多見草葉、橫人字、弧線、繩索等紋飾。其石器制作工藝較發達,磨制石器比例高,有斧、鋤、錛、鐮、鑿等器形,其中以石斧的數量為多。其骨器多通體磨光,有矛、針、匕、錐等。大溪遺址出土的耳飾、項飾、臂飾等裝飾品和雕刻小件也較多,結合其墓葬中豐富的陪葬坑,反應了先民豐富的精神生活。大溪遺址發掘了眾多的新石器時代墓葬,其豐富的葬式引人注目,有直肢、屈肢、仰身、俯身、單人、多人等,其中以各種屈肢葬最具特色。
        Ⅰ區5號墓葬
        Ⅱ區58號墓葬
        Ⅱ區60號墓葬
        Ⅱ區146號墓葬
        Ⅱ區184號墓葬
        Ⅱ區321號灰坑
        Ⅱ區330號灰坑
        魚骨坑
        魚骨坑清理
               大溪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大溪遺址發現的大溪文化遺存涵蓋了大溪文化發生、發展及演變等各個階段,文化面貌清晰、特征明顯,為識別并命名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大溪遺址發現的大溪文化墓葬層位關系清楚、人骨保存較好、隨葬品豐富,為探索大溪文化葬式的演變、喪葬習俗及其反應社會結構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第三,發現了大量器物坑、動物坑、魚骨坑,這類遺存的發現為探索大溪文化先民對死者的祭奠等原始宗教觀念提供了重要線索。第四,發現了大量動植物遺存,反映了大溪遺址大溪文化階段以漁獵采集經濟為主,旱作農業作為其重要補充的生業經濟模式,與江漢平原地區以稻作農業為主的食物獲取方式迥異,為探討同一考古學文化人群根據自然環境資源的差異選擇不同的生業模式提供了實證資料。第五,在多個堆積中發現有玉溪上層文化的典型器物與大溪文化晚期遺物共存,且大溪文化末期的墓葬打破或疊壓在這些地層,為確定玉溪上層文化的年代提供了直接的層位依據;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層之上疊壓有老關廟類型的遺存,出土比較單純、典型的老關廟文化器物。這些發現為了解大溪文化晚期及之后峽江地區兩支不同文化譜系的新石器文化間的進退和彼此交流提供了新的信息。
        (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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