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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煉鋅考古的發現與研究綜述
        發布人:  2022-08-09

        一、鋅的基本性質及古代鋅的用途

        (一)鋅的基本性質

        鋅是地球上第四常見金屬,英文名“zinc”來源于拉丁文Zincum,意思是“白色薄層”或“白色沉積物”。其化學符號是Zn,原子序數是30,相對原子質量為65。鋅是一種銀白色略帶淡藍色金屬,密度為7.14克/立方厘米,熔點為419.5℃,沸點為906.97℃。在古代,得到單質鋅的方法需使用還原法,即用氧化鋅和碳進行氧化還原反應,得到鋅蒸氣,再將其回收從而得到單質鋅。由于鋅的還原溫度達1000℃以上,因此還原出的金屬鋅容易立刻揮發,金屬鋅蒸氣接觸到空氣(含有二氧化碳)又會被再度氧化成氧化鋅。因此,直到18世紀歐洲開始工業化冶煉單質鋅之前,世界范圍內僅有印度、中國掌握了單質鋅冶煉技術。

         

        Zn元素(源于網絡)

         

        (二)古代鋅的用途

        鋅,古代又稱白鉛、白水鉛、水錫、倭鉛等,在中國古代的用途主要是制成黃銅。黃銅,即銅鋅合金,是中國古代重要性僅次于青銅的另一種銅的合金。古代黃銅產品用途廣泛,代表性的有鑄幣;宮廷用的車馬、服飾、儀仗器具等;民用器具、裝飾品;佛像、佛具等。其中,明清以來大量采用黃銅鑄幣,對單質鋅的需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根據馬琦的研究,以產量最大的貴州省為例,清代前期鉛(包括黑鉛和白鉛,及鉛和鋅)的年產量為839萬斤,104年間黔鉛總產量達8. 72 億斤,[1]此外,當時出產白鉛(即鋅)的地方還包括四川、湖南、廣西等地。明清時期,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土地的相對集中,為礦業生產帶來了豐富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使得鑄幣材料需求旺盛,極大地促進煉鋅生產的發展和成熟。不僅如此,清代中國出產的鋅錠還具備一定的世界影響,出口至日本、歐洲等地。例如,清人吳震方在《嶺南雜記》中記載:“白鉛出楚中,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擔價三兩。至粵中,市于海舶,每擔六兩。買至日本,每擔百斤,煉取銀十六兩。”表明日本通過從中國進口鋅錠,并可能將其用于煉銀生產。1872年,通過對一艘由廣州始往歐洲的沉船的打撈,發現了萬歷十三年的金屬塊,經檢測其為含鋅98.99%的鋅錠,據稱這批鋅錠為1745年由中國廣州出口交付瑞典,后沉沒于瑞典西南海港附近。[2]

         

        二、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的前考古時代

        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長期以來頗受國內外學者關注,對古代煉鋅工藝的起源、技術流程等相關問題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按照研究方法、內容,可將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的前考古時代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萌芽期 20世紀20~50、60年代,文獻考證與器物的初步分析

        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從這一時期開始直至20世紀50年代,均以文獻考證為主。研究肇始于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人之一的章鴻釗,章氏在其論文《中國用鋅之起源》 和《再述中國用鋅之起源》中最早對中國古代煉鋅問題進行了考查。他首先通過文獻和宋代錢幣成分分析,提出宋代鑄幣和其他銅器已經開始用鋅,根據分析新莽泉布含鋅的事實,認為《史記》及《漢書·食貨志》中提到之“連”(或作“鏈”)即為鋅礦之一種,又以分析四銖半兩錢無不含鋅為證,進而提出中國用鋅起源可遠溯至西漢文景時期(前179—前141年)。此外,章氏還最早比較了中國和印度煉鋅起源的問題,認為中國煉鋅為獨立發明而非他國傳入,其起源不晚于印度乃至埃及、羅馬。[3]盡管現在看來章氏的研究存在較大漏洞,但其無疑是開創了中國煉鋅技術研究的先河,從銅幣中考察鋅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也被許多后來的學者沿用并加以改進。與此同時,作為化學史與分析化學研究開拓者的王琎對此問題有不同看法。他通過分析五銖錢的化學成分,考察鉛錫镴的異同,進而論證鋅在古代錢幣中的地位和進化史。王琎認為,中國古代用鋅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夾雜于鉛中,不知此物,即漢至隋唐時期;二是用爐甘石煉黃銅,并制作裝飾品,器物中鋅含量增加,但仍不知其為鋅,即唐代;三是將爐甘石和黃銅加入錢幣中,使錢幣中鋅含量驟增,但仍不能冶煉單質鋅,即宋至明初;四是用爐甘石煉制成單質鋅或黃銅,再以其鑄錢,為明中期至清代。[4]這種將嚴謹的錢幣合金成分實驗分析與詳細的文獻史料相結合的方法,至今看來仍具有典范意義和可信度。

        此后,關于中國煉鋅技術的研究有所沉寂,直至20世紀50、60年代又有學者重新關注這一課題。例如,曾遠榮援引李時珍《本草綱目》中的一段文字:“《寶藏論》云:鉛有數種,波斯鉛堅白,為天下第一;草節鉛出犍為,銀之精也,銜銀鉛,銀坑中之鉛也,內含五色,并妙。上饒樂平鉛次于波斯、草節。負版鉛,鐵苗也,不可用。倭鉛可勾金。”再根據“倭鉛可勾金”的說法,曾氏指出《寶藏論》作者為五代軒轅述所撰,成書年代為918年,因此得出我國用鋅起源于此時的結論。[5]王琴希在《我國古代關于鋅、鎳的化學》一文中也贊同這一說法,認為我國在唐宋之間(約在10世紀前后)已能冶煉金屬鋅,有了倭鉛的名稱。[6]之后,中國科技史界涌現出一批通論性著作,其中都涉及到了煉鋅工藝及其起源等相關問題。例如,如張子高在《中國化學史稿》中,對黃銅及金屬鋅的起源、中國與印度煉鋅創始之辯等問題提出了看法,他通過宣德爐含鋅的事實提出我國于十五世紀二十年代已能生產金屬鋅,又通過歐洲、印度等國的文獻梳理,認為中國出產鋅錠于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流行于歐洲約兩百年左右。[7]《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8]《中國古代冶金》[9]中均較為認同上述觀點,而關于中國煉鋅技術研究也暫時沉寂了下來。

        總之,本階段對中國古代煉鋅技術進行研究的學者大多以地質學家、化學家(化學史家)為主,也表現在其學術成果發表的刊物上。這一階段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梳理煉鋅相關的文獻為主,包括《天工開物》、《本草綱目》等,以及一些方術類文獻,較少涉及地方志和礦業史類文獻;也開始注意對含鋅器物,包括錢幣、宣德爐等的分析,并初步嘗試了結合文獻和分析結果??傊?,盡管受到材料和時代的限制,中國古代煉鋅考古的萌芽期也留下了一些可靠的觀點、科學的方法和路徑,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圖一《天工開物》中的“升煉倭鉛”圖

         

        (二)發展期 20世紀80~90年代,田野調查與文獻考證結合

        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重新得到一批學者的關注,對其起源、技術流程等問題又開展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切入點各異,研究方法多樣,最重要的方法是將傳統工藝的田野調查和文獻考證相結合。例如,趙匡華從冶金史的角度出發,對我國古代煉鋅技術做了較全面的文獻考證。趙氏認為,“倭鉛可勾金”一句原文中本無,為李時珍所加,中國煉鋅起源于五代之說沒有根據。[10]之后,臺灣學者劉廣定通過對李時珍援引他人資料的態度、《寶藏論》的流傳、《政和本草》與《本草綱目》的比較等方面的論證,指出“倭鉛可勾金”一句非李時珍所加,而為軒轅述之《寶藏論》原文所有,從而重新肯定了中國煉鋅起源于五代的說法。劉廣定進一步提出,“倭鉛”一詞自五代至明末流傳不廣的原因在于“倭鉛”可能為古代金丹術士使用的隱名,以及《寶藏論》流傳不廣或傳抄本早有缺文。[11]

        中國傳統煉鋅技術在工業化大規模生產普及之后并未完全消失,在中國南方地區仍得到了比較完整的保留。除從文獻追溯之外,更多學者通過對南方地區土法煉鋅作坊及其煉鋅工藝的梳理、調查,再將其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證,進一步闡釋了中國煉鋅起源、技術細節等問題。有學者邁出了實地調查的第一步,將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帶到了實驗室之外。例如,胡文龍、韓汝玢等人對貴州省赫章縣白果公社傳統煉鋅作坊進行了實地考察,詳細記錄了煉鋅所需設備、原料、燃料、工具等,對古代煉鋅的工藝流程和技術等問題進行了復原,并根據史籍和研究資料提出我國煉鋅起源可能起源于北宋時期。[12]許笠對貴州省赫章縣媽姑地區砂石鄉小水井煉鋅作坊進行了調查,對傳統蒸餾煉鋅的每道工序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和記錄, 初步了解和復原了傳統煉鋅的工藝技術,并結合當地清代地方志文獻的記載,提出貴州媽姑地區可能于公元10世紀開始冶煉包括鋅在內的多種金屬。[13]也有學者將眼光置于更廣泛的地區,例如梅建軍梳理了民國時期湖南、貴州、四川和云南等南方地區煉鋅生產檔案文獻和調查資料,對其不同的傳統煉鋅技術進行了梳理和比較,指出傳統煉鋅技術自宋應星時代以來,最重要的發展是冷凝裝置的采用及改進。[14]此外,梅建軍還論述了中印兩國古代煉鋅技術,并從工藝原理、技術淵源、冶煉裝置、產品和技術傳播等方面對兩者進行了比較,指出兩者雖有相似之處,但在鋅蒸氣冷凝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印度煉鋅技術雖早于中國,但尚無確切證據表明中國的煉鋅工藝來源于印度。[15]此外,李延祥也簡要論述中印煉鋅技術的區別。[16]

        此外,還有學者對《天工開物》中記載的煉鋅工藝原理進行了分析和研究。例如,楊維増結合調查資料和文獻記載,提出我國火法煉鋅經歷了迥流法、蒸餾法和密閉鼓風爐煉鋅法三個階段,《天工開物》中記載的應為迥流法。[17]何堂坤從煉鋅的物理化學過程和文獻記載兩方面否定了“迥流法”,重新肯定了蒸餾法。[18]

        這一階段內,周衛榮對我國古代煉鋅等相關問題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考證。例如,他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考查,指出“倭源白水鉛”沒有用于鑄造宣德爐,以往根據宣德爐的成份判斷“倭源白水鉛”為金屬鋅是錯誤的;并結合文獻考證就“風磨銅”和宣德爐的質地提出了新的看法。[19]他還通過對漢代的“連(鏈)”、明代的“水錫”及“倭塬白水鉛”的重新考證,指出中國具有生產意義的煉鋅到明代萬歷年才可能出現。[20]此外,他通過實物分析資料出發,結合歷史文獻,對我國古代用黃銅鑄錢的歷史作了詳細的考證,指出我國古代自明嘉靖三十二年始用黃銅鑄錢;自明天啟年起,金屬鋅以單質形態用于鑄錢。[21]之后,他通過對云貴地區傳統煉鋅工藝的兩次實地考察和文獻考證,指出中印傳統煉鋅技術工藝不同,難以確定傳承關系,并確定了鋅在中國古代正名為“窩鉛”,對既往中國煉鋅起源問題的幾種研究結論做了檢討后指出,中國古代的傳統煉鋅技術大約起于明萬歷年間(16世紀),它是從傳統的爐甘石點化黃銅工藝中發展出來的。[22]之后,周氏將其對我國古代煉鋅等相關問題的討論收錄進其專著之中。[23]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進入了全面發展期,表現在參與這一問題的學者除原有的化學史家以外,隨著我國冶金考古的發展,一大批冶金考古學者也進入到了這一領域,對中國古代煉鋅的起源、工藝流程、對外交流等問題做出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這一階段研究方法的創新在于引入了對傳統煉鋅作坊的實地調查,不但豐富了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獲取了大批新的材料,補充了文獻在技術細節等方面的缺失。此外,本階段的文獻梳理方面,有學者開始利用地方志、近代礦業史志等文獻,對尋找中國古代煉鋅起源,補充完善煉鋅工藝流程等問題具備一定指導意義。另外,本階段對含鋅器物(主要是錢幣)的檢測分析進一步系統化、規?;途毣?,并利用分析結果得到了一些新的結論??傊?,中國古代煉鋅考古的發展期在研究者學術背景、研究方法和內容、研究成果等方面迎來了快速的發展,在前人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三、作為煉鋅考古的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

        21世紀以來,大量煉鋅遺址相繼在重慶、廣西、湖南等地被發現,我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主要表現為對煉鋅遺址進行調查、發掘和對出土遺物進行科技檢測等綜合研究,作為冶金考古分支學科的煉鋅考古正式誕生。

        中國古代煉鋅遺跡、遺物材料的發現始于重慶境內三峽工程搶救性文物保護工作,主要位于重慶市三峽庫區中部的豐都縣等地。200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豐都考古隊對位于豐都縣興義鎮張家坪村的鋪子河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遺物。發掘者將其分為四期,判定其中第四期為明代冶煉遺存。[24]同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鋪子河遺址鄰近的張家河遺址進行了發掘,清理煉爐2座,出土了冶煉罐等遺物。[25]但是,由于發掘年代較早,且均未對遺物進行科技檢測,上述發掘者對遺址性質的判斷有誤,但鋪子河遺址發掘者判斷遺址年代為明代,張家河遺址發掘者對冶煉罐的形制、功能所做的初步討論都對今后的研究有所啟發。

         

        忠縣臨江二隊遺址煉鋅冶煉爐(明)

         

        2002年、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于豐都縣興義鎮楊柳寺村的廟背后遺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發掘,后經有關領域的專家共同分析研究,首次確定為煉鋅遺址;2004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以文物普查資料為線索,對豐都縣境內沿江兩岸進行了針對性的實地徒步調查。[26]隨后,北京大學陳建立教授等對豐都廟背后遺址出土的礦渣、冶煉罐和鋅錠等遺物進行了化學和冶金學分析,并進行了碳14測年。結果表明,在明代人們已掌握了利用菱鋅礦和煤炭冶煉鋅的技術。廟背后遺址采用的煉鋅技術與《天工開物》里所記載的極為吻合 。周文麗等人對重慶石柱縣大風門遺址出土冶煉罐、冷凝窩等遺物進行了掃描電鏡分析,將石柱與豐都煉鋅遺址進行了對比分析。[27]

        本階段煉鋅考古工作以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現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在重慶境內豐都縣、石柱縣、酉陽縣及忠縣等地開展的煉鋅遺址的調查、發掘工作最為豐富。2004年,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文物考古所組成一行十余人的煉鋅遺址考古調查工作隊,在前兩次調查的基礎上,對豐都縣內長江沿岸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調查、勘探和試掘工作,確認并新發現了同類煉鋅遺址共計20處。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對豐都秦家院子、袁家巖、石地壩、九道拐四個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清理了冶煉爐、灰坑、房址等遺跡,出土了大量冶煉遺物。本次發掘為研究煉鋅遺址的時代、布局以及煉爐的形制、結構,煉鋅工藝流程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對于我國煉鋅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2005年,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對豐都與石柱交界的七曜山西南麓一帶進行了考古調查和試掘。本次調查和試掘的煉鋅遺址時代為清代,煉爐較豐都長江沿岸煉鋅遺址的冶煉爐形制相似,但更為瘦長。冶煉罐發生了較大變化,整體變得瘦長,通高一般在40厘米以上。此外,在豐都鎮江墓群2007年度發掘中,對氣象包外煉鋅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187平方米,清理煉爐、灰坑、溝等遺跡7座。2011年4月至5月,為配合石柱風電場工程建設,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對石柱境內的玉龍等3處風電場進行了文物考古調查及勘探工作,本次調查復查和新發現煉鋅遺址8處,新發現的煉鋅遺址文化面貌與石柱煉鋅遺址相同。此外,重慶市文物考古所還對位于酉陽縣東南后坪鄉的魚池嶺煉鋅遺址進行了發掘,清理了煉爐、灰坑、房址等遺跡,出土了冶煉罐、瓷器等遺物,發掘者推測遺址時代為明末清初。2013年6月至8月,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現重慶市考古研究院)對位于忠縣洋渡鎮的臨江二隊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為2113平方米,共清理各類與冶煉相關的遺跡125個,出土陶、瓷、鐵、銅器等遺物700余件。上述考古材料和對重慶地區煉鋅遺址群年代、技術工藝流程、環境選擇和布局以及清代貴州出產單質鋅在重慶的轉運等問題的研究均已收錄進《重慶煉鋅遺址群》之中,并于2018年出版。[28]

         

        《重慶煉鋅遺址群》

         

        圖二 中國、印度古代煉鋅爐剖面圖

        1.中國古代煉鋅爐(重慶臨江二隊遺址)2.印度古代煉鋅爐(印度扎瓦爾遺址)

         

        周文麗也對重慶地區煉鋅遺址出土遺物進行了系統檢測分析和研究。她通過對重慶市豐都縣廟背后、鋪子河和木屑溪三處明代煉鋅遺址和石柱縣大風門清代煉鋅遺址的各類煉鋅遺物進行的分析檢測,討論了明清時期兩組遺址煉鋅技術的差別及其背后的社會原因。此外,她還將中國、印度和歐洲的單質鋅和黃銅生產技術進行了對比,評價了中國單質鋅生產具備的重要性及其在全球海上貿易中的戰略地位。[29]

        這一階段煉鋅考古調查、研究工作還擴展到重慶以外的其他地區。例如,2005年、2010年,黃全勝等對廣西河池市羅城、環江紅山冶煉遺址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發現了“馬槽爐”煉爐、“碗型”煉爐、大量冶煉遺物等。文獻以及在遺址采集到的坩堝、爐渣、冶煉產品等冶煉遺存樣品的檢測分析表明,這一地區至遲于清代時期就已能夠煉鋅,[30]還有學者在此基礎上總結了上述遺址的技術特點并將其和重慶地區明清煉鋅遺址群進行了對比研究,并討論了清代時期廣西河池地區的冶鋅生產規模和產品去向等問題。[31]此外,李延祥、黃全勝通過對《本草綱目》、《嶺南雜記》等文獻中有關煉銀技術的記載及遺址出土文物的考證,提出中國在明末已經發明“銀鋅殼”法(即“派克斯”法)提?。ń穑┿y技術,中國發明和使用“銀鋅殼法”的年代遠早于英國的相關發明的觀點。[32]

        2015年至201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等多家單位對湖南省桂陽縣多處煉鋅遺址進行調查工作,并對保存較好的桐木嶺遺址進行了主動考古發掘,2017年,湖南桂陽桐木嶺礦冶遺址評為“2016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該遺址出土了國內迄今發現保存最為完整的清代煉鋅槽形爐及相關遺跡遺物,首次發現了多金屬一體冶煉,凸顯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先進水平。[33]周文麗等通過對桐木嶺遺址出土的蒸餾罐和爐渣的檢測分析,結合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詳細復原桐木嶺遺址的煉鋅技術。[34]莫林恒以銅、鐵、鋅三種金屬為代表,回顧湖南省冶金考古的主要收獲,考察了桐木嶺遺址的分布規律、功能布局、冶煉技術流程等問題。[35]羅勝強等通過考古材料和中外史料分析,初步復原了桂陽州煉鋅業的采礦和冶煉過程,認為其呈現出高度的專業化且分工明確的特點;并探討了清代桂陽州煉鋅業有從粗放到專賣的管理方式的變化,其生產的鋅不僅為清代中期的寶南局鑄錢提供原料,部分金屬鋅還參與到“海上絲路”的貿易當中。[36]此外,周文麗、雷昌仁主編的《湖南桂陽冶金史資料匯編》,收錄了清代及清以前桂陽礦冶史料,包括清會典、清實錄、清宮檔案、地方志和《湖南省例成案》等幾部分,以及15篇研究論文,內容涉及桂陽礦冶歷史、礦冶相關文物的研究、礦冶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礦冶業與地方社會等方面內容,是一次冶金史料系統整理與研究方面的實踐。[37]

        圖三 中國古代煉鋅遺址分布圖[38]

         

        四、總結與展望

        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研究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經歷了前考古時代再到煉鋅考古的轉變,其研究方法也在不斷發展和更新,從萌芽期的以文獻考證為主,結合初步的器物成分分析再到發展期的田野調查與文獻考證結合,并對器物進行更加系統、科學、全面的檢測分析,最終發展到考古調查、發掘、文獻梳理和科技檢測等多學科方法綜合運用階段。目前,對于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的工藝流程、技術原理、礦料、燃料、產品等問題,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

        然而,作為獨立學科的煉鋅考古還存在很多不足,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煉鋅考古在全國各地開展的程度不一,也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目前,盡管煉鋅考古在重慶、湖南等地的調查、發掘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四川、貴州、廣西等更廣泛的工作還相對較少,各地區之間的互動關系仍值得進一步研究。這些地區無論是從資源儲備還是歷史文獻記載上看都應是古代單質鋅的重要產地。此外,單質鋅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戰略資源,只有跳脫出地方行政區劃的局限,從更高的層面才能把握住其在鑄幣、賦稅、交通運輸、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意義。

        其次,中國古代煉鋅技術的起源問題仍未解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黃銅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開始冶煉單質鋅的國家之一。但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煉鋅實物材料均為明代及以后,從其技術工藝、生產規模來看已達到了十分成熟的階段。中國古代煉鋅技術何時以及如何起源,還有待更多考古材料的發現和進一步加強田野考古、歷史文獻梳理、實驗分析工作等多學科交叉手段的深化應用。

        最后,一批煉鋅遺址在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之后如何對其進行保護和利用,如何讓煉鋅遺址活起來也值得進一步開展工作。煉鋅遺址往往位于遠離城市的山區等偏遠地區,做好遺址保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對其進行展示,普及其中蘊含的礦冶文化。目前,對銅、鐵、銀礦等礦冶遺址國內外均已有較成熟的遺址公園案例,對煉鋅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可借鑒上述案例,制定科學的遺址保護傳承利用規劃,加大遺址所在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將煉鋅遺址的保護和利用與城市建設、文化建設有機融合,真正做到讓煉鋅遺址活起來。

         

        說明:本文原刊于《重慶文物考古論集》第一輯,本公眾號轉載時文字略有刪減及補充了部分圖片,讀者引用時請以原刊為準,并注明原刊物出處!

         

        注釋:

        [1] 馬琦:《清代黔鉛的產量與銷量—兼評以銷量推算產量的方法》,《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1頁。

        [2] L.Aitchison. A History of Metals, VolⅡ.1960:468.

        [3] 章鴻釗:《中國用鋅的起源》,《科學》1923年第5卷第3期;《再探中國用鋅的起源》,《科學》1925年第9卷第9期。

        [4] 王琎:《五銖錢化學成分及古代應用鉛、錫、鋅、躐考》,《科學》1923年第8卷第8期。

        [5] 王琎等:《中國古代金屬化學及金丹術》,北京: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出版,1955年,第92~93頁。

        [6] 王琴希:《我國古代關于鋅、鎳的化學》,《化學通報》1955年第9期。

        [7]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年,第108-112頁。

        [8] 夏湘蓉等編著:《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北京:地質出版社,1980年,第158-159頁。

        [9] 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古代冶金》編寫組:《中國古代冶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89-92頁。

        [10] 趙匡華:《再探我國用鋅起源》,《中國科技史料》1985年第5卷第4期;《北宋銅錢化學成分剖析及夾錫錢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3期。

        [11] 劉廣定:《中國用鋅史研究:五代已知“倭鉛”說重考》,《漢學研究》1991年第9卷第2期。

        [12] 胡文龍、韓汝玢:《從傳統法煉鋅看我國古代煉鋅技術》,《化學通報》1984年第7期。

        [13] 許笠:《貴州省赫章縣媽姑地區傳統煉鋅工藝考察》,《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4期。

        [14] 梅建軍:《近代中國傳統煉鋅術》,《中國科技史料》1990年第11卷第2期。

        [15] 梅建軍:《印度和中國古代煉鋅術的比較》,《自然科學史研究》1993年第12卷第4期。

        [16] 李延祥:《華夏天竺術有別—中國傳統煉鋅技術》,《金屬世界》1999年第5期。

        [17] 楊維増:《蒸餾法煉鋅史考》,《化學通報》1981年第3期。

        [18] 何堂坤:《關于〈天工開物〉所記煉鋅技術之管見》,《化學通報》1984年第7期。

        [19] 周衛榮:《關于宣德爐中的金屬鋅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年第9卷第2期。

        [20] 周衛榮:《中國古代用鋅歷史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3期。

        [21] 周衛榮:《中國古代使用單質鋅黃銅的實驗證據》,《自然科學史研究》1994年第13卷第1期。

        [22] 周衛榮:《云貴地區傳統煉鋅工藝考察與中國煉鋅歷史的再考證》,《中國科技史料》1997年第18卷第2期。

        [23] 周衛榮、戴志強等:《錢幣學與冶鑄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周衛榮:《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周衛榮等:《錢幣學與冶鑄史(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豐都考古隊:《重慶市豐都縣鋪子河遺址考古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2001卷•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698~1704頁。

        [2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豐都縣文物管理所:《豐都張家河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2001卷•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705~1770頁。

        [26] 資料整理中,待刊。

        [27] Liu Haiwang, Chen Jianli, Li Yanxiang,et al. Preliminary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Miaobeihou zinc-smelting ruins at Yangliusi village, Fengdu county, Chongqing. Metals and Mines-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 London:Archetype Publications,2007:178-185.

        [28] 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煉鋅遺址群》,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29] Zhou Wenli,Marcos Martinón-Torres,Chen Jianli.,Liu Haiwang,Li Yanxiang. Distilling zinc for the Ming Dynasty: the technology of large scale zinc production in Fengdu, southwest China .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2,39(4) , 908 -921; Zhou, Wenli, Marcos Martinón-Torres, Chen Jianli,Li Yanxiang . Not so efficient, but still distilled: the technology of Qing Dynasty zinc production at Dafengmen,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43(3) ,278-288; Zhou wenli.The Technology of Large-Scale Zinc Production in Chongqing in Ming and Qing China. Oxford: BAR publishing,2016.

        [30] 黃全勝,梁興權:《廣西羅城古代煉鋅遺址群初步考察》,《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4卷第5期;黃全勝、李延祥等:《廣西環江紅山古代冶煉遺址初步考察》,《中國礦業》2012年第21卷第6期。

        [31] 張雨桐:《十八世紀廣西河池地區兩處冶鋅遺址的調查與研究》,廣西民族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32] 李延祥、黃全勝:《倭鉛勾金考》,《廣西民族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年第19卷第3期。

        [3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湖南桂陽縣桐木嶺礦冶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8年第6期。

        [34] 周文麗、羅勝強、莫林恒、陳建立:《從蒸餾罐看湖南桂陽桐木嶺遺址煉鋅技術》,《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35] 莫林恒:《湖南冶金考古主要收獲:以銅、鐵、鋅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36] 羅勝強、周文麗、莫林恒:《清代桂陽州煉鋅業初探》,《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37] 周文麗、雷昌仁主編:《湖南桂陽冶金史資料匯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38] 資料收集截止2019年11月,且僅包括進行過正式的考古調查、發掘的遺址。

         

        文稿:肖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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